看着阮小山忽然间变得像个古时候落魄的秀才，酸模假式的样子，我假装咳嗽，把涌到嘴边的笑声强压回去，手捂着口点了点头。

阮小山的住处就在小河对面的高台之上，那排破败不堪的土坯泥巴房其中的一间，房间不大，塞得满满当当，除了一张单人床，一张断了条腿，用石块支着的课桌外，再没稍大点的家当。

墙角有个泥巴砌的炉灶，由于要做饭，虽然现在的天气还没冷到要生炉子取暖的时候，但炉膛里的火并没有灭，房间里的烟火气很重。

不大的屋子里，到处都是书本和成捆成捆的旧报纸，由此可以看出阮小山是个嗜书的人，生活可以极简单，但却不能没有书看。

对自己蜗居的逼仄寒酸，阮小山并没有表现出歉意，神态坦然，请我在唯一一把吱吱作响的椅子上坐下，从泥炉旁的铁锅中拿出几个蒸熟的土豆，揭掉皮后，放在碗中捣成碎块，撒了点咸盐和辣椒面拌匀，又从门后的陶缸里挟了两筷子腌萝卜条，放到我面前的书桌上。

然后，阮小山从报纸堆中翻出盛酒的泥坛，给两个大小色泽都不一样，而且都缺了口的粗瓷碗中斟满酒，也不让我，自己端起其中一碗率先喝了一口。

我挺欣赏阮小山这种随意洒脱，一点也不做作的风格，于是也不客气，端起酒碗陪他喝了一口。

酒自然还是农家自酿的苞谷酒，领教过这家伙的厉害后，我不敢再托大，一口酒下肚，马上用树枝削成的筷子，挟起块萝卜干丢进嘴里，慢慢嚼了起来。

阮小山拖了捆报纸，在炉子旁边坐下，给炉膛里添了两块硬柴，长叹一声说，在这儿，找个能说话的人比上九天摘月都难。

春草妈妈说过，阮小山是从北京的大学毕业的高材生，而且曾经在北京工作过，不知为何落魄到这种地步，自己确实对这个同龄人的过往相当好奇，于是我说，那就说呗，想说啥说啥，反正你我不熟，今天过后，也许此生无缘再次相见，所以百无禁忌。

于是，阮小山打开了话匣子。

他说，我们所在的这个小山沟因为山阻水隔，进出极为不便，以前并没有原住民，现在的几十户人家，都是从一百多年前中原地区那次大灾荒中，逃难过来的几户人家繁衍而来的，因为河水尽头那座山，是方圆百里最高的山峰，因此被人们称为大岭，大岭村因此而得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