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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吧，官员的好坏不能仅从一个方面来衡量，人有多复杂，官还要加个更字。因为当官就是管理人，必须更上一层楼。

虽然京债的利息挺高，对于新上任的官员偿还起来也不是很容易，可是和前途比起来真就不值一提了，基本没有人会为了这些钱去铤而走险。

另外进士们上任之后，很快就会发现想来钱也不太难，各级官员基本都有各自弄钱的门路，只要能把理想放一放、良心收一收，不敢说大富大贵，反正不会被债务缠身。

当然了，官员们百分之九十九点九的搞钱门路都和收割老百姓利益息息相关。他们每多拿一两银子，百姓们至少要损失一两银子。

有时候为了掩人耳目，多转几个圈子，把过程搞复杂些，这个比例还要更高。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怪现象，官员们为了把到手银子洗白，宁可耗费掉几倍的人力物力财力，也不能让百姓多拿一个铜板。

这倒不是官员们天生痛恨百姓，而是这套体系赋予他们的本职工作，谁不这样干谁就无法被体系接纳，很容易就被碾成齑粉了。

明朝中后期官场的贪污腐败现象严重，不能说全是因为京债引起的，却也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正是由于京债的存在且普遍，让很多有理想抱负的年轻官员在沉重的经济负担压迫下，不得不对现实低头，走上同流合污的道路。

“妙啊、甚妙！让玉函这么一提，为兄倒是也有了点想法。若是此次还不能上榜，为兄就不想再走科举这条路了。

我打算回家去开家香皂厂，那东西容易得很，只需购买一套产自天津卫的设备，好生经营几年比做官挣的还多。只是如此一来，家父肯定心有不愿，开厂的银子就得落在这家银行的头上了！”

要说从小生长在有经商传统的环境里，对人的思维模式影响必须很彻底。中年举子虽然没有马上意识到可以利用分期贷款牟利，却也不是毫无收获，已经开始琢磨能不能在风险投资上有所得了，丝毫不把做生意赚钱当做羞于启齿的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