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进门时，外面正下雨。

雨不大，却下得很密，像是一直落不到地面就被什么接住了。

他脱下雨衣，动作很轻，仿佛怕惊扰什么。

衣服里是整洁的衬衫，扣子一丝不乱。

若不是眼神里那种长期熬夜留下的暗影，你很难把他和“死亡”联系在一起。

“我是做法医的。”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停顿，也没有刻意压低声音。

我点头，让他坐下。

他坐得很端正，背几乎不靠椅背。

像是在任何时候，都保持着一种随时要记录、要判断的状态。

“很多人以为，我们每天都在和尸体打交道。”

他说，“其实我们是在和真相打交道。”

他说第一次接触尸体，是刚毕业那年。

一具溺亡的孩子。

水泡得发白，眼睛半睁着。

“我当时手是冷的。”

他说，“不是怕，是不知道该怎么尊重。”

老师告诉他一句话：

“你面对的不是尸体，是一个人的最后尊严。”

那句话，他记了很多年。

他说法医的工作，大部分时间是沉默的。

解剖室里只有器械的声音。

记录本上的字，一个比一个冷静。

“情绪不能带进去。”

他说，“一旦带进去，就没法判断。”

可情绪并不会真的消失。

它只是被压在很深的地方。

他说有一次解剖一位独居老人。

死后很久才被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