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变化也在发生。

公社学堂开课那天，七十二岁的陈婆婆拉着小孙女的手，颤巍巍走进课堂。她一辈子不识字，孙女原本注定也是郑家的丫鬟。

“先生，”她问教书先生，“俺孙女……真能念书？”

“能，婆婆。”年轻的先生笑道，“新政规定，八岁以上孩童，必须入学。您孙女不仅能念书，学得好，将来还能考女官呢。”

陈婆婆愣了半天，忽然老泪纵横：“值了……值了……俺这辈子受的苦，值了……”

这一幕被随行的史官记下，呈报长安。柴荣阅后，沉默良久，提笔批注：“此便为新政之意义。”

十月，秋收。

这是新政后的第一个收获季。中原大地，到处是集体劳作的场面。公社的田埂上插着红旗，社员们分工协作，收割、打谷、晾晒，效率竟比从前单干时高出三成。

更关键的是，没有地主收租了。收成的七成按劳分配给社员，三成交公社公积金，用于公共建设和储备。

王老三一家七口，分了十五石粮食，还有二十两工钱。他捧着沉甸甸的粮袋，对儿子说：“娃，记住，这粮是咱自己种出来的，不是谁施舍的。”

公社的粮仓堆满了，医馆建起来了，学堂里传出朗朗读书声。虽然日子依然清苦，但人们眼中有了光——那是希望的光。

十一月，寒冬将至时，新政已推行大半。

十大军团转战各地，粉碎了十七起世家反抗，接收田产八千余万亩，解放奴仆二十三万余人。四十六个“人民公社”初步建成，覆盖人口超过百万。

阻力比预想的小，因为新政有一个最强大的后盾：百姓。

当士兵丈量土地时，农民自发带路；当世家反抗时，百姓通风报信；当公社成立时，人们踊跃加入。他们或许不懂大道理，但他们懂得：谁给自己田，谁让自己孩子读书，谁就是恩人。

腊月，长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