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越听了陈襄的言语略有所悟。

“老师虽远在杭州，对朝堂上的局势却洞若观火，此学生不及也。”

陈襄道：“你不要谦虚，但说到底还是政见之争，介甫，吉甫能以变法领袖天下还是有他的道理，新法之争就是官民之争，也就是天下财赋不在民则在官之争。”

“你知道我为何每到一地都是弘扬教化，兴办学校，收士子入县学州学吗？因为士也，介乎于官民之间，有时官欺民太过，他们是可以站出来为百姓说话的。”

章越想到陈襄在福州时便有滨海四先生之称，为浦城令时大力兴办县学，知河阳县时因兴办县学触怒地方权贵，是知州富弼保下了他，自己保荐他判国子监又大力促学，之后陈襄知陈州时，又修复范仲淹当年讲学的学舍。

总之言之，陈襄走到哪里，便将兴办学校的事办到哪里，这就是他的主张。

陈襄道：“你方才所言的‘国是’，我深以为然。到底何为国是？天子能说了算，宰相能说了算，官员说了算，这是天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之意。”

“但最要紧是百姓也要能说算，可是百姓们不读书不识字怎么办？那便让士来带动他们说话。”

“因此此‘国是’便是一个合力，才能真正的共商国是。”

章越心道老师这话真是深合我心。他道：“恩师所言即是，舆论出于学校。若有舆论，官亦不敢欺民太过，变法之害亦可以稍减。”

章越心想，陈襄的话可能听得有些难明白，但想想明朝就知道了。

明朝的秀才和举人就是士的一层，比如秀才可以见官不跪，可以拿到廪米，举人可以免税免役，同时地方官府不能随便拘役秀才，举人，必须奏请提学官免去他们‘士’的身份，才能捉拿。

从反抗朝廷横征暴敛的五人碑墓记，再到后来毁誉参半的复社。

以东林党，复社而论，他们的武器就是舆论。

这也就是士人阶级。

其实自蔡京当国后，打造的县学—州学—国子监三级体系，也是增强士人力量。

不过章越却想得更多，除了士人还不够，知识分子关键时常常靠不住，他们也不可以代表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