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推出一条鞭法，许多投献民户就会出来闹事，用状告的方式成为徐家的佃户，而不必是其家人就可以摆脱赋役的征收。

确认租佃关系的成立，转而否认先前主仆关系的有效性。

可是海瑞也知道，站在徐阶的立场上看，如果允许退田，他不仅将遭受经济上的损失，还得接受名分上的改变，投献者由“家人仆从”变成佃户。

众所周知，名分对于维护“名族”地位尤为重要，是区分“尊-卑”“贵-线”的标志，徐阶肯定是不会接受的。

“赋役”这个词，在古代要分开来看，赋是税，役是役。

税可以简单理解为田税，按照税率有多少田就缴纳多少税，而役则是劳役、徭役这类。

而在明朝，士人虽然有优免，但是朝廷免除的只是他们的杂役而不是全部赋税，最起码在朝堂上是这么说的。

最近的就是嘉靖二十四年时，朝廷还出台优免则例，特意确定了士人各级优免额度。

京官一品优免役粮三十石、人丁三十丁，以下递减，至九品优免役粮六石、人丁六丁；外官减半；举、监、生员优免粮二石、丁二人；致仕优免本品十分之七。

其中的人丁其实就是免役的人口，而优免役粮则是折合田亩，因为大明把田地分为上、中、下三等，每个等级每亩地的田税不同。

但是不管是什么等级的田地，反正就是免多少石粮食，那么就等于免多少田税。

你家的田税超过优免役粮，自然就不用交田税，但是超过部分就要缴纳。

而且因为明朝的田税很低，所以折合的田亩面积也是非常巨大，所以到了万历年间，新的优免新例就更加明确了数字。

现任甲科京官一品免田一万亩，以下递减，八品免田两千七百亩；外官减半；致仕免本品十分之六；未仕进士优免田最高可达三千三百五十亩，未仕举人优免田一千二百亩；生员、监生八十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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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朝廷发现有人利用田地等级说事儿，所以干脆就不说优免粮，而是直接定下田地数量。

虽然朝廷有如此规定，可是却并不耽误士绅们拿着鸡毛当令箭，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变动，适用范围扩大，再加上本身明朝的吏治败坏，制度执行力低下，士绅们暗地里还利用权能肥私，成功的将只免杂役后来变成“合法”的逃税逃役。

其实优免条例的变化就可以看出，明朝的田税是真的非常低，即便后来加了三饷，其实也不高。

而民不聊生的主要原因不在国家，而在官员们上下其手贪污腐败，地方官定下的各种杂税和摊派比正税要缴纳的钱粮多得多，让小民根本无法承受。

这些问题，海瑞也是一清二楚，可他也不能和体制作对，所以知道但也不能说。

经过一晚上的思考，海瑞依旧还是决心继续推进应天府的一条鞭法，而对那些书案上的状子，海瑞打算先压着不管。

毕竟这些官司，其实都是下面官府已经审结的案子。

他们把状子递到自己手里，相当于上诉，自己可以选择接，也可以不接。

再说，按理这些状子递交到按察司才是对的。

自己这应天巡抚，主要还是行政为主，而不是去查这些案子。

而接下来的风暴，海瑞在心里其实也有了应对，那是他当年在淳安等地任知县时就想出的解决办法-和稀泥。

投献的土地全部追回？

不可能，因为这里面牵扯非常大，绝对不是一些人想的只要公正判罚就完了。

按照《大明律》，投献行为其实是犯罪，不管是投献人还是接受人，都要被追究责任。

特别是接受投献的行为，按律是要被处以充军刑罚的。

而谁可以接受投献，自然是各地士绅，否则别人也没这个机会。

所以，海瑞办案，其实并非他能够秉公执法，而是在于他能在判决案件中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方式，这样两边都接受了，自然就认为他这个官做的好。

而对于徐家的案子，海瑞打算不管其他刑案，而是只针对徐家田地。

若是投献的案子，他接，然后就按照田地纠纷进行处理，大事化小。

至于如何安抚两方，最好的办法就是“退半”。

有确实证据的自然是全退，但往往没有，徐家毕竟不傻，是不会留下丝毫证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