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手办过好几个小煤窑的产权变更手续，我当然知道市煤炭办是个挂名衙门，但还是从手包中掏出纸笔，认真地把自己的姓名和电话以及传呼机号码写下来交给刘局长。

刘局长用右手食指和中指夹着我写的纸条，意味深长地问我，身为三个企业的老板，你为什么不给自己印名片，每次给人做自我介绍时，都像现在这样写小纸条，不嫌麻烦吗？

我挠着头，不好意思地说，自己之前是古城矿务局的干部，现在尚未完全离职，给个人印名片不太合适。

当时社会上的生意人，几乎每人都有自己的名片，这种社交工具确实比较方便。

在修造厂当厂长时，徐冰雅就曾对我说过，你经常出门联系业务，给自己也印几盒名片吧，但我内心排斥这种做派，嘴上答应的挺好，却一直没有付诸行动。

现在回想起来，我发现自己不习惯使用名片这种便捷的社交工具，根源还是在于贪恋国企的干部岗位，压根不想承认自己是私营企业主。

因为不存在监管和被监管者身份的限制，也不会有利益纠葛，我和刘局长聊得很愉快。

虽然身兼市煤炭办主任，但刘局长对煤炭行业的情况并不怎么了解，向我打听了很多古城地区小煤窑生产和经营的现状，我当然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这场酒局只进行了不到两个小时，便被王宁平叫停了。

周主任说他还没喝尽兴，却被王平宁强行从椅子上拽起来，和他的办公室主任，一并交给餐厅领班带来的侍应生小伙子，扶着去了八楼的洗浴中心醒酒。

把周主任安排妥当后，王平宁问刘局长是洗桑拿还是唱歌，刘局长搂着自己带来的女子肩膀说，那些虚头巴脑的东西不解渴，我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