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跨进监狱的铁门那刻起，我知道自己除了死扛，咬牙坚持到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公开审理那天外，没有别的路可走，和沆瀣一气的甄荣、钱峰和冯同勤他们根本没有和解的可能，我打算放开手脚和他们死磕到底，不想再和这帮王八蛋客气。

手里的香烟抽到一半，冯同勤和小韩铺开架势，开始了对我的审问。

这次他们没有翻来覆去炒冷饭，再用纪委提供的那些问题和我纠缠，而是将目标锁定在我为什么要在汽修车间搞股份制，为什么在没有向主管和分管领导汇报的情况下，把盈利能力最强的汽修车间从修造厂切割出去，变成非国有性质的合伙企业。

看来对手阵营中，不止有钱峰那种自以为是的蠢货，也不乏智力在线的人。

兜兜转转了两个月，在我身上碰了无数次钉子后，纪委和检察院总算注意到了林子龙的软肋：汽修车间的全员持股和最后同修造厂的切割。

在这个问题上，我确实有一点点私心，对修造厂职工有愧疚感，确实是在完成了切割，将汽修车间更名，并注册了独立的营业执照后，才向杨树林汇报的，并在杨树林的指示下，在企管科补办了申报手续，在程序上存在着瑕疵。

私心归私心，愧疚归愧疚，瑕疵归瑕疵，我并不认为自己在这个问题上有违规的地方，更没有违法行为。

榆树坪周围有数百辆专门为小煤窑运煤的拉煤车，因为路况差，超载严重，这些拉煤车的故障率和事故率比普通货运汽车要高得多，但榆树坪地区没有一家有规模的汽车修理厂。拉煤厂出了问题需要修理，只能开到山外，去几十公里外的地方修车，既费钱又耽误时间。

如果在当地建一个专门修拉煤车的汽车修理厂，生意一定不错，肯定能挣钱。

这个商机是我无意中发现的，并且独自完成了前期的市场调研和选址等筹建工作，我准备以修造厂的名义成立国营性质的汽修车间，扩大生产规模，解决厂里部分职工的就业问题。

当时遇到的最大困难是没钱，具体负责筹建工作的黄大海和申小涛给我提供的预算是最少十三万元，而修造厂能拿出来的现金只有三万，建设资金有很大的缺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