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我又马上意识到了哪里不对，奇怪地问道：

“那这些和你那朋友又有什么关系啊？”

王启年道：

“是啊，我们只是教书的，搞刑侦都只是客串，但这事可能还真绕不过他去，我也是看到你了，才临时起意的。”

听到王启年这话我倒有点不乐意了，有点失礼地地说：

“就这位给《读者文摘》（美）和《故事会》写历史推理小说稿子的学数学的档案管理员吗？”

王启年当没听见我语气里的讥讽，肯定地说道：

“是呀！天晓得他都研究了些什么东西，反正正好他对日伪时期留下来的刑事档案资料专研得也非常深透，这样的人现在国内应该找不到多少了。”

我纳闷地问道：

“怎么还扯到那个时候去了啊？”

王启年也不和我解释了，直接说道：

“很快你就知道了，那个在这里细说，现在咱们还是去找他，他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你自己瞧吧。”

他说着，我们就走出角落，走进一条狭窄的堆满杂物的过道，从一个小小的旁门进去，来到这个大四合院的侧面，走上了青石台阶，穿过一条长长的回廊。靠着回廊尽头上有一个低低的拱形过道，从这里一直通往租房子给周春兰的房东的儿子的房间。

这是一间高大的屋子，里面杂『乱』地摆着家具和各种家什，到处都是被翻动过的痕迹。

屋子里只有一个人，他站在较远的一张桌子前边，伏在桌上聚精会神地在抽屉里翻找着。他听到我们的脚步声，回过头来瞧了一眼，没有理睬我们，但接着就跳了起来，高兴地欢呼着：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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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对我的同伴大声说着，一面手里拿着一张照片向我们跑来。

“我找到了凶手的照片了，我听说这小子爱好照相，家里有台老式的照相机，就想着他会不会偷偷地拍一下漂亮的女房客，果然被我找到了。”

即使他捡到了100块钱，也不见得会比现在显得更高兴。

王启年给我们介绍说：

“这位是协查组的林同志，这位是我们学校的肖雨城老师，也是在组里帮忙。”

“您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