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2月24日，平安夜，纽约长老会医院

急诊大厅已经变成了人间地狱。刺鼻的消毒水、呕吐物、排泄物和血腥味混杂在一起，形成一种令人作呕的甜腥气。走廊里、地板上、甚至楼梯间都躺满了病人，他们的呻吟、咳嗽、喘息汇成一片绝望的交响。灯光惨白，照在一张张因高烧而潮红、或因缺氧而发绀的脸上。医护人员穿着简陋的防护服——只是普通的白大褂外面套了一层橡胶围裙，戴着纱布口罩和橡胶手套——在人群中艰难穿行，但他们的努力在潮水般涌来的病人面前显得如此徒劳。

“让开！让开！急救！”两个护工推着一辆担架床冲进大厅，床上是一个大约十岁的男孩，脸已经变成了青紫色，胸口剧烈起伏，但每一次吸气都发出尖锐的哮鸣音，像漏气的风箱。他的眼睛圆睁，瞳孔散大，双手在空中徒劳地抓挠。

“急性呼吸窘迫！需要插管！氧气！”值班医生、传染病学专家罗伯特·安德森冲过来，他四十五岁，是纽约大学医学院的教授，三天前被紧急征调到这家已经超负荷的医院。他检查了男孩的瞳孔和口腔，然后猛地扯开孩子的睡衣——胸口和颈部布满了暗红色的瘀斑，这是严重缺氧和毛细血管破裂的迹象。

“血氧饱和度多少？”

“测不出！脉搏微弱！”护士喊道。

“准备插管！肾上腺素！”

但已经晚了。男孩的身体猛地抽搐了一下，然后瘫软下去，眼睛依然圆睁，但里面的光熄灭了。安德森医生徒劳地进行心肺复苏，但三分钟后，他停下动作，直起身，双手沾满了男孩的汗水和呕吐物，无力地垂下。

“死亡时间，晚十一点十七分。”他嘶哑地说，在病历上记录。这是今晚第八个死者。不，第九个？他记不清了。过去七十二小时，这家医院已经收治了三百七十名症状相似的患者，死亡四十一人。症状包括：突发高烧（40度以上）、剧烈咳嗽、呼吸困难、胸痛、咯血，严重者出现神经系统症状和急性呼吸衰竭。实验室检测显示，这不是普通的流感，病原体对青霉素、磺胺类药物均无效。更可怕的是，传染性极强——最早收治的几个家庭，往往是全家一起倒下。

“医生！三楼病房满了！新病人往哪里放？”一个护士冲过来，口罩上方的眼睛布满血丝。

“用储物间！用会议室！用一切能用的地方！”安德森吼道，但他知道这没用了。医院只有六十张正式病床，现在挤了五百多人。药品、氧气、甚至干净的床单都在告罄。而病人还在不断涌来。

他走到临时设立的医生工作站，抓起电话，手在颤抖。这是他今晚第十三次拨打纽约市卫生局的紧急热线。电话终于通了。

“我是长老会医院的安德森！我们需要更多支援！更多的床位！更多的呼吸机！更多的医护人员！还有，我要和卫生局长通话！立刻！”

“安德森医生，”接线的官员声音疲惫而冷漠，“全市十七家主要医院都在求救。我们已经征用了学校、体育馆、甚至教堂。但病人太多了。市长已经请求州长调动国民警卫队，但国民警卫队自己也在减员——昨天有二十三个士兵出现症状。我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明确病原体！你们分离出病毒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