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搏击豪强】。”

“我们知道，在封建社会里，最大的豪强莫过于皇帝，其次是为皇帝所策封的皇亲国舅、权臣乡官以及散居各地的豪门大户。”

“那些清官、好官能够搏击打倒它们吗？”

漆黑的眼瞳转动，既是回忆，也在思考，他肯定：

“当然不能，因为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封建权力的支柱，没有这些人的支持，连他们自己的乌纱帽也会被农民摘掉。”

旧史书上的所谓“搏击豪强”，纯粹是封建统治阶级把他们内部勾心斗角或牺牲替罪羊的事情描绘出来欺骗人民，给劳动人民一点虚假的盼头。

这种所谓搏击，对它们有益无害，恰恰是从豪强阶级的根本利益出发的。

这里仍以海瑞为例，许多证据表明，他从来没有想过从根本上解决农民的难处，只是想缓和、调停，他自己就说过：“以下奉上，义不可缺，为之损益调停，使可久行。”

坦率地讲明了他的目的是把大地主的剥削限制在不妨碍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法定范围之内，削弱农民的反抗，使“以下奉上”的封建剥削可以“久行”。

他在《兴革条例》中谈到“疑狱”时还说过，“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

并注：“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故曰存体。”

表明为保护“贵贱之别”可以“宁屈小民”。

所以，更准确地说，海瑞就是那种统治阶层里面具有忧患意识的人。

当然，这里不必过度苛责他，海瑞能够在那个时代上疏痛陈矛盾，做出实际行动去缓解矛盾，已经很不错了，他要是在那个时代能够提前五百年看出真正的问题，还为之行动，那才真是纯纯的逆天。

至于后世为了戏剧创作艺术加工，也无可厚非，这是用不同时代的观念重新诠释历史、传达想法的需要。

如果真要不加粉饰地看海瑞本人，要说有什么值得敬佩的地方，那就是不畏强权，行动实践了。

最后看“平反冤狱”。

在封建社会里，什么叫冤，什么叫不冤？

不按照封建法律问罪的叫冤，按照封建法律问罪的就是罪有应得，不叫冤。

按照这种标准，农民被逼得没有法，交不起租、交不起粮，或者抗租抗粮，都是罪不应赦，农民因为反抗而被地主送到封建衙门，问罪处斩，都是咎由自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