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这些人，拿到这个贴职的方式，是纯粹靠磨勘。

从直宝文阁，一步步水磨工夫磨上去。

等他们拿到手的时候，已七老八十，入土不远，所以直龙图阁又被人称作：死龙。

拿了就死的例子比比皆是。

像苏轼这样，五十一岁这样年富力强的年龄，以朝官身份拿到直龙图阁的例子，从熙宁甚至治平、嘉佑就已经没有了。

苏轼当即俯首拜道：“陛下隆恩，亲拔微臣，微臣感激涕零，必为陛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赵煦等的就是苏轼这一句话。

他轻轻颔首，道：“朕于爱卿亦有厚望！”

“今年以来，朕屡遣使赐书爱卿，爱卿也一直都是遵照朕的旨意，将事情都办的很妥当。”

“朕很满意，卿要再接再厉！”

今年以来，登州那边无论是大建大奥，还是鼓励渔业，以及近来的，向高丽运输/走私武器、粮食。

都是苏轼在办，而且办的很妥当。

特别是鼓励渔业，苏轼做的甚至比陈睦还要好。

陈睦只是遵照赵煦的旨意做事，多少缺乏了一点主观能动性。

苏轼则不同，他充分发挥了自己文豪的优势。

不止一次又一次的写诗词，称赞登州鱼干，还各种带货。

江宁的王安石、汴京的韩绛、吕公着、张方平、苏颂，都被他带了进来。

这些互相写诗唱和，一起抬轿子，生生的将登州鱼干，打造成了名牌。

此外，苏轼还拿着公使钱，在登州将渔船租赁给百姓。

而百姓偿还的办法也很简单——不还钱，只给鱼就行了。

这使得百姓的贷款买船积极性大增，登州渔业大爆发。

短短一年，登州渔民的群体就扩大了十倍。

登州外海多个岛屿，成为了渔民们晒网、卸货之地。

就连沙门岛，都不能幸免！

再这样下去，沙门岛恐怕就不能作为大宋流放重刑犯的目的地。

恐怕赵煦得考虑去南海或者什么地方，找个荒岛，作为流放地。

嗯……

土澳就不错，就是太远，没个十年二十年，怕是连土澳的边都摸不到，更不要说去流放犯人了。

苏轼当即再拜：“臣为陛下臣，安能不奉陛下旨意而用心王事？”

“愿请陛下降下德音，以教臣将来之事。”

苏轼只是大嘴巴。

但在追求权力，迎合权力以及靠拢权力这个方面，他与其他士大夫别无二致——也就可能节操高一点，三观正常一点。

尤其是，赵煦公开了他曾在‘先帝要求下立三誓’的事情后。

苏轼比任何人都更想进步！

原因很简单——只要升到宰执，那么，即使触犯十恶不赦的死罪，那么也至于赐死。

这对苏轼这样的人来说，简直是为其量身定做的政策。

只要升到宰执——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乱说话得罪人，连累全家了。

至于第一誓——不以谋逆之外的文字罪人。

其实，这东西的约束力，约等于没有。

确实，官家发誓不以文字加罪。

可皇帝完全可以拿其他东西来罪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对皇帝而言，想搞一个人，还怕没借口？

实在不行，现场造一个罪出来。

谁又敢不服？

只有宰执大臣、三衙大将，纵犯十恶不赦之罪，止于赐死这一条才真正有意义。

赵煦看着苏轼的神色，嗯了一声，道：“卿回任登州后，须得记住，对于高丽来人求援之事，须当慎重，尤其要小心提防，那高丽来人，起二心，生邪胆，将我大宋拖入水……”

“北虏、高丽之争，于朕之言，狗咬狗而已。”

赵煦说到这里，就看向苏轼，道：“卿明白了吗？”

不要看，赵煦在那高丽僧官义天来朝的时候，态度好得不得了。

甚至赐给义天紫袍袈裟，还给了高丽很多大宋宫廷才有的版印经书。

但，外交上的事情，不就是这样吗？

嘴上笑嘻嘻，背后捅刀子！

具体到如今高丽与辽国的战争，赵煦的心态是很奇怪的。

他处在一种矛盾的集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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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既怕辽人灭了高丽，又怕高丽反推了辽人。

所以，不要看他嘴上叫的凶，经常动不动就想要指使登州甚至京东路，加大援助力度。

实际上呢？

大宋迄今为止，对高丽王国的最大支持，也就是开战之初，援助的那些已经老旧不堪用的神臂弓与甲胄。

除此之外，不过是些道义上的支持而已。

哪怕辽人打下了平壤赵煦也依旧是没有扩大援助的意思。

原因就在于，在赵煦心中，现在的这场辽国伐高丽的战争，就是一场狗咬狗的战争。

辽国咬死高丽，对大宋固然不利。

可高丽反推辽国，也对大宋不利啊！

可千万别把高丽想象成亲宋的王国。

也千万不要被义天表面的伪装蒙骗了。

赵煦在现代，可看过历史书！

高丽人，在宋辽之间，一直扮演着两面三刀的角色！

那个义天僧，在元丰时代入朝，赵煦的父皇好心招待，引为上宾。

结果呢？

他一回去，就将他在大宋看到的东西，反手卖给了辽人！

而赵煦的上上辈子，不知道这些，加上义天还是他父皇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