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重视人的才能，鄙视德行礼教，认为遵守封建礼教的人不一定有开创事业的能力，有开创事业能力的人未必肯遵守礼教，所谓“有行之士未必能进取，进取之士未必能有行也”。

故而力主起用那些果敢英勇临阵力战之士，出身地位低微但有高才异质的人和“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

并且明令要求下属“各举所知，勿有所遗”，不拘一格选官用人。

曹操用崔琰、毛玠掌管选举，他们任用“清正之士”，“务以俭率人”，使得天下士人“莫不以廉节自励”，即使是权贵宠臣，“舆服不敢过度”。

以上变化，一定程度上能反映出社会风气的转变。

曹操的政治思想符合时代的需求，在统一、平定北方的事业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他主张的法治和唯才是举是对于汉代德化、孝治四百年传统的对抗和否定，在政治思想界引发讨论，对于后世人事管理思想的影响颇为深远。

曹操钻研兵法，有高深的军事理论，曾熟读孙武、吴起等前代军事家的着作，自着兵书十余万言（即《孟德新书》）。

“诸将征伐，皆以新书从事”；又集录诸家兵法，写成《兵书接要》一书，结合自己的战争经验加以论述。

他撰写的《孙子略解》，开创整理注释《孙子兵法》十三篇的先河。

其着述大都亡佚，从其《孙子注》和存世的军事文书以及《三国志》等史书中，可窥见其军事思想。

本小章还未完，请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后面精彩内容！

曹操认识到——军事斗争离不开政治形势的配合，要有足够的武装力量，才能拯救社会。

不能像春秋时吴国夫差那样只凭武力，不注重政治；

也不可似周朝诸侯徐偃王那样，以仁义代替用兵。

他强调“兵以义动”，“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

为赢得战争中的政治主动权，他挟天子以令诸侯；

为争取人心，占领河北后免难民租赋，又发布抑豪强兼并令，以使“百姓亲附，甲兵强盛”。

谋士郭嘉颂扬他“奉顺以率天下，此义胜”。

曹操认为经济的好坏，关系着战争的成败。

军队无辎重、粮食、委积，“亡之道也”，因而吸取“秦人以急农兼天下，孝武以屯田定西域”的经验，大兴屯田，达到了足食强兵的目的。

在治军思想上，曹操抛弃儒家以礼治军的原则，认为“礼不可治兵”，强调“吾在军中持法是也”，注重以法治军。

他针对汉末为政失之于宽的状况，“纠之以猛”，以使“上下知制”“所是进之以礼，所不是正之以法”。

他“揽申、商之法术”，制定管理、训练等军事法规，如《军令》《步战令》《船战令》《论吏士行能令》《败军抵罪令》等，以维护军队的统一指挥，强化军队的战斗力。

为保证法规的实行，曹操主张严明赏罚，按法赏有功、治有罪。

明君不官无功之臣，不赏不战之士；

治平尚德行，有事赏功能；

告诫诸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

强调“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并“亲巡将士，明劝赏罚”，在公开场合，自己也不置之法外。

为贯彻以法治军的思想，曹操特别注意军中司法官吏的选拔，认为“夫刑，百姓之命也。

而军中典狱者或非其人，而任以三军死生之事，吾甚惧之。

其选明达法理者，使持典刑。”

曹操选将用人，主张破格求实。

他拔于禁、乐进于行阵之间；

取张辽、徐晃于亡虏之内。

他们后皆战功卓着，成为名将。

还能够根据将领特点，用其所长。

如，许褚、典韦壮武有力，忠诚奉法，曹操就让他们战则为军锋，息则统亲兵。

臧霸有恩信于东土，曹操将青、徐二州托付于他，从而得以专心对付袁绍。

文聘本是刘表帐下大将，在江汉一带颇有威恩，曹操任其为江夏太守，委以边事，使御孙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