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大西军的军纪也有了极大的改善。在张献忠统治的时期，大西军的军纪简直令人发指。他们的行为比那些恶贯满盈的土匪还要恶劣。然而，自从孙可望等四位将领开始领导大西军后，情况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的大西军所到之处，秋毫无犯，鸡犬不惊，军民相安无事。这种严明的纪律使得大西军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仅仅在顺治七年（公元 1650 年），大西军就已经迅速壮大到拥有数十万名士兵的规模。这不仅证明了孙可望等人的卓越领导才能，更展示了他们对军纪的严格要求和对民众的关爱。这样的军队无疑成为了人民心中的希望之光，也为他们赢得了更多的支持与拥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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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点，大西军坚持了独立自主的造反精神，并重建了地方政权。

他们在云南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巩固自己的统治。首先，大西军成功地招降并联合了一批明朝官吏，这显示出他们善于利用当地资源和人才的智慧。其次，大西军实行了"观政选官"制度，通过考试选拔全省生员中的佼佼者，录用了32名成绩优异者。这种选拔人才的方式体现了他们对知识和能力的重视。

此外，孙可望自称为"国主"，建立了一个新的年号"兴朝"，并设置了六卿等官职。他还将张献忠尊称为"老万岁"，建造太庙进行祭祀，表明大西军对张献忠的敬重和纪念。这些举措有助于稳定大西军内部的秩序和团结。同时，大西军也在贵州等地重建了一些地方行政机构，派遣官员管理各级政府和军事单位。

这样一来，大西军逐渐形成了一套相对完整的统治体系，与永历小朝廷形成了分庭抗礼之势。在治理方面，大西军注重整顿吏治，设立了"登闻鼓"，允许地方头人随时击鼓反映问题。这一举措有效地防止了官员贪污受贿和民众遭受盗贼掠夺的现象，使得社会治安得到改善。可以说，大西军在有效控制的地区内实施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取得了显着成效，其吏治状况较明代有明显的好转。

第四，大西军在云贵地区实施了一系列有利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措施。他们派遣官员清查丈量思州、石阡、黄平、施秉、清江等地的内外屯田，并征收租金。在云南，大西军派人勘察田地的产量，然后与百姓平均分配。同时，废除了官员举人免税的规定，人丁不论贫富，全部征税。

此外，大西军还招安逃亡在外的百姓回家恢复家业，如果有不足之处，则借给他们耕牛和种子，因此居民纷纷归来。

大西军还将靠近省会的田地和盐井的利益，从原来的官民对半分收改为四六分收。并且在省城以及下关设立了 18 座炼铜炉，铸造"兴朝通宝"钱，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一律通用。

大西军还组织各地的工匠，设立什造局四处，修理制造武器。同时鼓励民间开采矿产，兴修水利，委派官员管理盐税和矿务。

在大西军能够有效控制的地方，清除了地主武装和盗贼的骚扰，严格执行保甲制度，稳定了社会秩序。这些措施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复苏和社会的稳定，为大西军在西南地区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一段时期的苦心经营后，云南和贵州成为了大西军坚实稳固的根据地。在这个过程中，张献忠的四个养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孙可望年龄最大，且有一定文化知识，地位最高，尤其受到张献忠的信任和依靠，其威望仅次于张献忠。在张献忠牺牲后，他们继续转战云南和贵州地区。自然而然地，孙可望成为了大西军的首要领袖，这一点毫无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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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王共治此点着实与朕所设之四大贝勒共议朝政的举措颇为相似啊！”努尔哈赤于天幕之上由衷地赞叹道。

提及此事，他心中对于后续该体制遭致破坏一事，显然依旧耿耿于怀、难以释怀。然而，恰似明太祖朱元璋一般，他亦深深明白，当自己在世之时，诸事皆可依凭自身意愿行事；可一旦身故归西，那便无法掌控局面了。

想及此处，努尔哈赤不禁长叹一声，脸上流露出一丝无奈之色。毕竟，王朝更迭、权力交替，其中变数实难预料。纵有雄才大略如他者，面对生死无常和历史洪流，亦只能徒叹奈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