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己曾经的荒唐，胡适也做了忏悔：“吾在上海时，亦尝叫局吃酒，彼时亦不知耻也。今誓不复为，并誓提倡禁嫖之论，以自忏悔，以自赎罪，记此以记吾悔。”

虽然发誓禁嫖，但胡适偶尔也和朋友一道逛逛窑子，当然，只是纯粹观光性质。

1925年胡适应武昌大学和武昌商科大学的邀请，去武汉讲演了五次。在武汉，他见到不少新知旧友，非常高兴。一天晚上，他和郁达夫、杨金甫等友人看汉口的窑子生活：到了一家，只见东墙下靠着一把大鸡毛帚，西墙下倒站着一把扫帚，房中间是一张床，两个小女孩在上面熟睡。又一晚，友人李孤帆再次邀胡适等人逛窑子。在酒席上，有人给杨金甫推荐了一个妓女，席散后，杨金甫去了妓女的房间，妓女就对杨哭诉自己的遭遇，说她过的不是人的生活，要杨救她出苦海。胡适颇赏识这个妓女，说：“此女能于顷刻之间认识金甫不是平常逛窑子的人，总算是有眼力的。”当天晚上，回寓所后，胡适还和郁达夫等人谈到自己的一点观后感：“娼妓中人阅历较深刻，从痛苦忧患中出来，往往善于谈情说爱，过于那些生长于安乐之中的女子。”

对自己的“好色”“大赌”，胡适有着清醒的认识，他曾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番话：

“我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不喜欢那种gay的生活，虽平时偏向庄重的生活，但我能放肆我自己，有时也能做很gay的生活。（gay字不易译，略含快活与放浪之意。）这一层也是很真，但外人很少知道的。我没有嗜好则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赌。我对于那种比较严重的生活，如读书做诗，也容易成嗜好，大概也是因为我有这个容易沉溺的弱点。这个弱点有时我自己觉得也是一点长处。我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

1926年2月初，胡适的外国友人加纳特在上海巧遇胡适。有朋自外国来，胡适不亦乐乎，一天晚上，竟带这位友人去了杨兰春、桂姮两家妓院，想让好友开开眼界。没想到，他此举令好友深为担忧。加纳特回国后，立即给胡适写了封信，深情地劝胡适，不要把精力浪费在无用的嬉戏里。

加纳特在信里这样写道：

“亲爱的胡适：

……与你相处的日子正是春暖花开的时候，我印象深刻。……

可是，可是……有一个阴影，你在上海只是消耗你自己的精力。你必须离开上海，远离政治。我知道，这句话你已经说过四十次了，但是你必须这么做。将来的事很难预料，但我想，有一点可以肯定：上海的未来局势不容乐观。它是一个瘟疫区；得赶紧撤离！……

你已经登上了一座山峰，但不是你自己的山峰：你还有更多的工作要做。也许哥伦比亚大学的讲师席位正是你所需要的，它可以使你再次回到你自己的轨道上，做你自己的事；可以想见，十年后你成绩斐然，又可以出国访问。但无论如何，你得赶快撤离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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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制造一个“文明”的地狱，里面充塞着各种奇技淫巧和肉欲享受。我还没有见到，有什么力量可以防止中国重蹈西方之覆辙。……生活在那座城市并不合算，赶紧撤离吧！

你亲爱的L.加纳特

1926年3月5日

”

胡适妻子江冬秀在同年的3月14日给胡适写了封信，也是劝他不要赌不要嫖：

“适之：你的身体很好，我很高兴。不过我听见人说，你在上海同一班很阔的人在一块，天天赌钱，跟阔老爷、太太、小姐们天天在一块大玩大赌，来很大的牌，很大的牌九，有很多朋友送你几千块钱把你过年用。这件事可是当真的吗？

别的事是真是假，只要你自己明白，不要把自己身体弄坏了。就是你一身的痛苦，害老婆儿子，到那个日子就不容易过了。”

这两封信让胡适感动不已也愧疚难当。他给好友加纳特去了封长信，在信中保证：“要严肃地做个人，认真地做番事业。”后来，在给妻子江冬秀和好友徐志摩的信里，胡适同样信誓旦旦：改掉自己的坏毛病，严肃做人，认真做事！

在胡适众多的朋友里，论待人的诚恳，存心的忠厚，做事的认真，许怡荪当推第一。胡适认为，和许怡荪相处久了，没有一个人不受他感化的。胡适到美国后，他给胡适的第一封信就是：“足下此行，问学之外，必须祓除旧染，砥砺廉隅，致力省察之功，修养之用。必如是持之有素，庶将来涉世，不至为习俗所靡，允为名父之子。”许怡荪和胡适通了近十年的信，从来没写过一个潦草的字，几乎没有一封信里没有规劝、勉励胡适的话。胡适留学归国，许怡荪仍常给胡适写信，提醒他“莫走错路”“举措之宜，不可不慎”。

美国散文大家爱默生说：“朋友的交情把他的目的物当作神圣看待。要使他的朋友和他自己都变成神圣。”

胡适说：“怡荪待朋友，真能这样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