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里的何大壮曾是某位高官的参谋，但“参谋不够长，放屁也不响”，他在军队里混得也不怎么样。

儿子做官，娘就气盛。平分土地时，大壮他娘指着地头上有好几棵大杨树的好地说：“这块儿地，我要了！”别人也不敢说什么。

何大壮后来找了找关系，军队给了他一些钱，让他复员回家。回家后，他先叫人砍树。他掏钱请人做棺材，让他叔叔管账。结果，树砍光了，卖棺材的钱被他的叔叔吃喝玩乐花光了，让人可笑。大壮岁数不大就死了。

王老牛，外地人，解放前就在东华村教学。开心他爸说：“王老师每天早起必大声朗读，书读得最好。”解放后，村里修烈士碑，需要一位撰写碑文的能人，村长自然想到了王老师，他的书法写得最好。碑石买来了，就看王老师的了。只见王老师研好了墨，拿出他最好的毛笔，饱蘸墨汁，略加思索，趴在碑上，片刻之间碑文写成。众人围拢观看，一片叫好。其实，人们大部分是文盲，他们可不懂什么是间架结构，什么是布局留白。他们看到王老师写的和大书上的文字一模一样，都是方方正正、一笔一划一丝不苟，真是绝了。碑文晾干之后，蒙上大红布，村里找人把它拉到临近的县里去雕刻。

石碑刻好了，有人提议把它立在关帝庙里，那样所有的人都是在跪拜英雄。大壮他娘是个老封建，她怕烈士英雄镇住了关帝爷，仗着他小子是参谋，就狠狠地喷了人家一脸说：“还不立在你娘屄旁？！”吓得那人不敢吱声了。最后，人们把石碑立在了村东北边的果园里。那里，春天梨花盛开，秋天梨香满园，烈士们会感到欣慰。文革后，那块石碑被人推倒，成为了过路石，开心看见字不错就拓过一次碑文。二零一五年后，石碑重新被搬回原址，并在它的前面又立了一块纪念碑，碑文一字没改。

文革中，王老师被人诬陷攻击。由于他教过的人太多了，人们也不好意思批斗他，但校领导却处处排挤他，不让他教课，隔三差五让他做检查。他心灰意冷，加上他也老了，就退休回了老家。据说，他没过几年就气死了。现在，开心他爸这一辈人一提起王老师就觉得挺惋惜的。

平分土地时，东华村张地主找了一张白纸，用笔记下：“某某某分了我东屋，某某某分了我西屋，某某某分了我北屋……”结果，他没保存好纸条，被平分土地的人员查到了，吓得他跑到了山西，在他远亲家当了一名工人，老死也没有回来。

过去，南边李家庄住着个小姐叫王大丽，是个外地人。东华村的水柱活着的时候常和他来往。人们逗她为什么光来找水柱。她把手绢向人家脸上一抛，娇嗔道：“他欠我钱！”当年，城里的电影院刚开张，她就带领一大帮李家庄村民去看电影。到了电影院门口，她站在门边，把手一挥：“冲！”人们喊叫着蜂拥而进。看门的不知她的底细，看她的穿戴与众不同，吓得也不敢管。

文革前，振兴曾在一家工厂给人家做饭。老李和老周轮流看门，一人一天。两人脾气不合，谁也看不上谁，互相不说话。一天，老李忘了自己是哪一天值班，结果，造成两人一块儿看门，一块儿休息。老板知道后，就派振兴去调停调停。振兴给他俩讲了个故事：古时候，有两个车夫老赵和老李。两家隔河相望，一桥相通，桥面窄，只容一车通过。有一回，两人驾车去河对岸办事，回来时两辆车堵在桥中央。平常，两人就不说话，现在更是默不作声，谁也不让步。到了傍晚，老赵的儿子来了。老赵对儿子说：“回去把草料带来，今儿晚上我就不回去了！”一会儿，老李家的儿子也来了。老李对儿子说：“回去告诉你娘，我和她离婚了。就是死，也得死在桥上。”两人听了哈哈大笑，调停好了。一天，振兴拉着老李洗澡去，当他看到老周向他俩走来时，扭头就往回走。振兴想：“得，还得调停。”

1960年，东华村村长派昊天领着几个人去承德买两台变压器。当时，何一山在承德当官，热情地接待了他们。他们一屁股坐下去，又猛地窜起来，嘴里喊着：“啥玩意，这么软！这么弹！”他们第一次坐沙发，坐惯了冷板凳的屁股不习惯。一台变压器五千元，他们又买了些高压线。当年，东华村开始用上了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