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2月25日，院委印发《关于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推行住房制度改革的实施方案》，决定从1988年起，用三五年的时间，在全国城镇分期分批把住房制度改革推开。拉开了住房改革的序幕。

春节过后，弗朗茨德维尔和汉娜开启了在燕京、天津、魔都等地的考察工作。吴炜给他定下了这几个城市。都是啤酒消耗的大户。

1987年底，中国全国上下大大小小的啤酒厂共有00多个，年产量可达662.77万千升，是当时世界上仅次于美国、西德的世界第三大啤酒生产国。

所以吴炜让弗朗茨德维尔在这几个城市考察一下啤酒产业的行情。

而198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第十个年头，随着企业数量不断的增加，物资短缺也更加严重。而这一年对中国来说最重大的事情还是“价格闯关”，说到价格闯关就必须要先解释一下当时中国经济执行的“价格双轨制”。

当时中国执行的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并行的状态，价格双轨制就是同一种商品，在国家计划之内生产的商品按照国家规定的价格出售（比较低），在计划以外的商品可以按照市场的需求来自由定价（比较高）。这种价格双轨制从1984年开始，已经执行4年多，在这期间有利也有弊。

这个政策的初衷是为了让工厂完成生产计划以后可以有限提高产量，增加的这部分产量可以投入到市场，赚取利润，也是国家为了减轻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带来的压力，采取了一种过渡性的策略。然后再慢慢的提高计划商品的价格，逐步进入到市场化，避免一步到位，对居民的生活产生过大的影响。

举个例子就是，一个产品，有的人可以用优惠券1块钱买到，而另外一些人就必须要花5块钱买。这个5块钱才是市场价格，也就是这个产品的真实价格，那个1块钱的产品就是内部价格，同样的一个产品有两种价格，这就是双轨制。

这样做的目的是想让那些只有1块钱的人也能消费产品，生活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而那些愿意用5块钱购买产品的人也可以刺激市场，让蛋糕厂能赚更多的钱，生产更多的产品。

这就导致有些能弄到优惠券（批条）的人会直接把优惠券卖掉，因为这样对他们来说更加划算，至于其他人，那就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了。

这样就给一些人牟利的空间，官倒也随之产生，大肆利用优惠劵套取大量的金钱。使得那些只有一块钱的人花着高价才能买到属于他的优惠产品。

如果倒卖的东西不是产品，而是生产资料，那就会导致很多生产低价产品的厂子没办法开工，工厂不开工会导致各种生活物资的短缺，进而推高物价，物价上升会导致大家更多的抢购商品，老百姓会认为钱越来越不值钱，只有购物才是保值的，结果进一步造成物资短缺，物价上涨，形成一个螺旋上升的通货膨胀。

有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就是《美国经济新闻》报道的案例，在魔都，一千吨钢材原地不动的被炒卖了129次，价格上涨了近3倍，参与这一事件的有江苏、广东、安徽和湖北的83个部门。

正是因为参与倒买倒卖的大多都是官方部门成立的第三产业公司，所以这些倒卖也叫官倒。而且官倒也是分三六九等的，有种说法叫一等官倒搞批文，二等官倒搞材料，三等官倒搞彩电，四等官倒才弄洗衣机等小家电。

同时，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很多高干子女名声不好的原因，正是因为当时很多高干子女下海经商根本就不需要什么经商的眼光或头脑，他们只要能弄到批文就可以获得巨大的利益，新中国官员的大规模腐败也是由此开始，人情世故在体制内成了敲门砖，开门石。

这也是吴炜不和栾伟过深交往的原因。也是吴炜肯定俞远博的另一个不能说明的原因，相比那些个二代，俞远博能洁身自好，不参与其中，令吴炜很是佩服的。

而且，吴炜跟白家能走的近也有一些这个原因。白父身居要职，没有给白爽开小差，批条子，都是通过正大光明的手段来维护体制的利益。吴炜更愿意让这些人跟着他沾光和发财。

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对基层企业中进行的一次抽样调查让中央信心倍增，那次调查的结果显示，78%的人赞成“只要改革能改好，我们生活水平暂时低一点也行”。于是，上级决定放开管制，取消物价双轨制，进行“物价闯关”。

这一政策的出台，迅速波及全国。从5月开始，全国中心城市的猪肉和其他肉食价格以70%左右的幅度上涨，其它小商品迅速跟进。

很快，“物价闯关”就呈现出全面失控的可怕趋势，各地的物价狂飙突进，很快就形成蔓延全国的抢购风潮。

人们就像疯了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购保值的商品，也抢购消费品，连滞销品都不放过。电视机有图像就行，电风扇能转就行，电冰箱有冷气就行。

这种恐慌性的购物传染性极强，不管你是否有定力，是否有自己的判断也架不住身边所有人都疯狂的抢购。

最终，物价的上涨让全国所有人都承受不住了，一些大学教师都因为物价飞涨，无法维持生计，只能在校园里摆摊卖馄饨、鸡蛋、冰棍等等贴补家用。抢购引发通货膨胀的同时，还造成了生产物资的空前紧张，数十万家企业奄奄一息。

有句话说的很现实，搞导弹的赶不上卖茶叶蛋的，就是这个时候，社会的真实反应。

而着名的笑星姜老师，有个非常有名的相声，《着急》就是反映这个阶段的社会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