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卖会在两天后进行，能来的都是一些非富即贵的人物。对于这次宝诗龙拍卖，一些名媛望族嫡女对此都很重视。因为，宝诗龙拍卖会不是每次都有如此精美的拍品。

起拍以后，这条华丽的项链竞争激烈，几乎前一个举牌刚落下，后面就有人出价。此起彼落的。

汉娜小声地说道：吴炜给你多少钱的授权？这个项链很可能过百万美元。

弗朗茨德维尔：没有底线，只要能拍下来就可以。

汉娜看着场上的牌面，已经到了九十万美元，并且还在不停的举牌。

等价格过了一百万美元，举牌的速度和频率都降下来了。还剩下几个买家在角力。

弗朗茨德维尔这个时候加入了拍卖争夺。一举牌就加了二十万美元。此时举牌的价格在一百五十万美元。

看着突然加入的弗朗茨德维尔，和大手笔加价。剩下的几个都在观望，迟迟没有举牌的动作。

直到拍卖师落锤，这条项链以一百五十万美元价格成交。

汉娜：你为啥加那么多，少加一点也可以拍下的！

弗朗茨德维尔：我这是为下面的那个打个基础。吓退一些人。

接下来的几个都不是弗朗茨德维尔和汉娜看中的。到了汉娜相中的一对红宝石耳钉，弗朗茨德维尔再次出手。以十五万美元拿下了这对耳钉。算是对汉娜一个交代。

拍卖会结束以后，弗朗茨德维尔去结账。交完钱后，项链没有取走，而是放在了宝诗龙公司。价值百万美元的珠宝要是随身携带的话。太不安全了。跟宝诗龙公司协调以后，在机场进行交接。这样的话安全系数高一些。

不过汉娜的耳钉直接带走了。

吴炜这几天一直在家里，安心的陪着伊寒冰，安排邢小兵和李明准备过年的年货。

小年前一天，吴炜去公司跟白爽、邢佑涛、俞远博、李明还有三个商场的职业经理人以及未来投资公司的财会一起召开了第一次的中层以上领导的汇报会。主要的议题就是汇报今年的营收情况。

汇报有职业经理人开始，因为三个商场都是新开业的，所以业绩相差无几，不过相比新世纪广场就要出色的多了。全年营收超过了6亿元，实现利润一点八亿，扣除税款和其他的费用，全年纯收入破亿元。这可是1987年的一亿元，这个时候，人们月收入也就七八十元左右，超过百元的属于凤毛麟角。

这个年代，自行车在这时候是人们的主要通勤工具。电影院里又放起一些被禁多年的老电影，在那些略显陈旧的大街小巷和城市的角落里，已经贴满了露出女人大腿的电影海报。年轻人热衷的迪斯科舞厅、商场里唱个不停的流行音乐，诉说着燕京人的消费生活越来越多样化。

年轻人脱下绿军装，穿上了紧绷臀部、裤脚异常宽敞的喇叭裤，成为街头时髦的风景。

同样的年轻人开始烫起了卷发，理发店人满为患，门口甚至排起了长队。

有些新潮的物件儿，在一些思想“顽固”的人眼里，成了“盲目模仿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比如喇叭裤在当时就受到谴责，甚至有街道管委会的大妈上街“捉拿”那些穿着喇叭裤、留着长发的时髦年轻人。不过，这一切也未能阻挡那些追求新潮的年轻人的脚步。也没有打击人们的消费热情。

在这个买电视还需要商业票的时候，新世纪广场就取消了凭票购买电视机的限制。

这里的门店大部分都是改革开放以后，各大厂家的开设的门店，所以没有了计划指标一说。

痞子作家王朔在回忆当年时，就曾发出“世道变了”的感叹：“我和我身上这身风靡一时令我骄傲的军装眼下成了过时货。正在跳舞的人们已经穿上了高跟鞋、喇叭裤、尼龙衫，烫了头发，手腕上带着电子表，大概还有人在说英语……我不再继续写入党申请书，也不再抢着打扫厕所替战友洗衣服表现自己多么努力地在学雷锋。我跟我们头儿说我有办法买到日本产的彩色电视机，揣着部队养海带挣出来的 3000块钱去广东倒走私电器去了。”

而《华尔街日报》在一篇关于中国市场改革的封面报道中，使用了一个肯定式的语句：“中国人正在学会享受购物的快乐。”新兴的商品市场吸引着人们投身其间，消费生活已经成为燕京当之无愧的主旋律。

可口可乐、肯德基、麦当劳相继进入中国市场，这些更能象征着所谓的“资本主义”的消费品，开始逐渐完善北燕京市场的商业环境，也为后来的国有企业改制上紧了发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