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所制度刚开始确实有效果，可惜好景不长，也就100年出头，屯田收入就从永乐年的800多万石迅速下滑到了正德元年的104万石。

这时卫所制就不再能为朝廷降低财政负担了，反而成了负担。军费开支从正德初年的40万两快速飙升到了景阳三年的400多万两，这还是在没发生任何中大规模战事的前提下，如果有，军费还得增加。

光多花钱就够了吗？肯定不是，一个糟糕的政策，带来的往往不是该有的损失，还会加上连锁反应。卫所制引发的连锁反应就是让军队整体素质和战斗力大幅度下降，想弥补必须花费更多钱粮重新招募士兵。

从正德之后，北方大部分军队用募兵来填补空额已经成了通行的做法，当时的价格是6两银子一年。到景阳三年已经涨到了16两银子，袁可立以漕运总督名义招募的水师更贵，要18两银子一年。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各种战事也突然频繁了起来。嘉靖二十九年，鞑靼首领俺答汗率兵突入京师附近劫掠八日，史称庚戌之变。

嘉靖三十二年，倭寇大举入侵江浙沿海地区，朝廷调集了大量人力物力，耗费了十多年时间才勉强平定，沿海地区受到的损失不计其数。

万历时期的三大征、逐渐露出獠牙的辽东女真各部、再加上此起彼伏的地方性农民、手工业者暴动，又把靠张居正改革积攒下来的家底差不多耗光了。

反过头来再看看民间，如果老朱家真对农民好，百姓们怎么会如此薄凉，想尽了各种花招去逃避、甚至用武力抗争朝廷的税赋。

明朝实行的是累进制征税方式，田产越多税率越高。征富济贫的出发点很好，但和当时的诸多政策一样，可实施性太差，到处都是比城门还宽的漏洞。

所以说吧，好的企图并不一定能获得好结果，做为普通人尚且如此，想当个称职的皇帝，必须具备超出常人的大智慧，跳出凡夫俗子的格局，才有可能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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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来说，不超过30亩地的农户，税收负担只占到了5%左右。到了300亩规模，税收比例接近10%，以此类推，税率随着土地增加打着滚的翻番。

那是不是就没人愿意兼并土地了呢？这时候就得祭出老马同志的名言了：只要利润足够多，资本就敢践踏人世间所有的道德与法律。官僚士绅，比纯粹的资本更厉害，因为他们手中还多了一样大杀器，权力。

为了偷漏税，官僚士绅们想了几种行之有效的办法来对抗朝廷法令。比如分散购地，在每个州县的购地数量都不超过300亩，也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只交5%税，这种做法被称作飞洒。

如果家里没足够人手，不想去外地购买土地，只想守着自己家过日子，能不能也少交点税呢？必须能，只要把属于自己的土地挂在没有土地的流民名下，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俗称诡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