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了独一性，教会越来越难留住自家大学培养的人才，罗贝尔、艾伊尼阿斯……许许多多知识分子渐渐脱离了控制，反而奔向了同样愿意接纳平民的世俗统治者。

到了十五世纪，教会的构建理论终于与世俗彻底撕裂。

究其根本，教会以“节制”为核心的神本位理论体系适用于贫穷的太古时代，但对于物质生活和精神需求都已极大发展的前近代欧洲社会，“节制”反而压制了人性的正常需求，成为阻碍在跨越封建至资本主义之间的鸿沟。

在这里插一嘴，中国的孔夫子曾被欧洲史学家视为与耶稣、穆罕穆德、释迦摩尼类似的“先知”型人物。

语焉不详、操作空间极大的谜语人论调，明明不合时宜却被反复修改，最终被后世改写的一塌糊涂的政治思想……即使到了二十一世纪，你甚至仍能看到“基督教社会民主党”、“新月圣战战士”和“新儒教主义”这几位重量级同台竞赛。

在全世界范围内，节约都是一种历史悠久的传统美德。因为穷得连饭都吃不上，才需要精打细算，节约每一粒粮食。但过分苛求节约会限制人的野心，抑制个人与团体的扩张动力，在特定历史时期反而不适合被倡导。

所谓的不合时宜，就是指旧思想对社会稳定的贡献已经不足以抵消它对社会发展抑制作用。

小主，

因此，每当赶上经济总爆发的时代，各种旧思想就会被新时代弃之如敝履，但经济一旦停滞，没骨气的现代人又要把前人落伍了两千多年的思想灰溜溜地捡回来——也不怕罹患精神分裂症。

恰好十五世纪到十九世纪的欧洲就是一段蓬勃发展的时代。

资本主义萌芽要产生，工商业经济要膨胀，科学家试图揭开新的未知面纱，航海家渴望建功立业，探索远方的一切……

这个时候教会突然跳出来说，“人要受苦才能上天堂”、“节制是美德，人不该贪求现世的享受”、“幸福与快乐都是罪孽，速速给我滚起来干活”、“天堂是建立在血海之后的”、“科学发展不能阻碍神学基本论”——那大伙不屮你屮谁？

屮自己吗？

教会衰败的本质因素不仅是经济和军事上的战败，更是思想上的落伍。

而在这一点上，尼古拉五世，以及他的前任尤金四世其实都已意识到。

尼古拉五世·托马索·巴伦图切利，父亲是佛罗伦萨的中产，本人在年轻时也曾就读于学费高昂的波伦亚大学，一度以“学者（studioso）”为称号。虽然由于家道中落而中道辍学，但最终靠给富人家的孩子当家庭教师凑够了攻读博士（Dottorato）学位的本钱，成为了波伦亚有名的学者，并因此被同为文艺复兴爱好者的尤金四世授予了“波伦亚主教”的职务，最终继任教皇，因而又有“穷人家的教宗”之美名。

无论哪个时代，三观成形且物质上脱产的大学生都是社会革命的超级积极分子，踏入近代以来，几乎没有哪一场革命风暴不是以学生运动为起始——其实前近代时期也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