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太太笑了下，看着我，也许她把我也当成领导了，她浑浊的眼里透着毫不作伪的敬重，说：“田里干活呢。”

正说着，院外传来脚步声，我扭头一看，郑爱国回来了。

郑爱国有差不多五十岁的样子，脚下的解放鞋满是泥巴，肩上扛着个锄头，一条腿的裤管半卷着。

在他身后，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男孩，我听付彪说起过郑爱国的家庭情况，猜测这两人应该就是郑爱国和他唯一的儿子四环。

也许，郑爱国已经从附近的村民口中提前得知我们的到来，相比较他母亲刘爱秀的敬重与热情，郑爱国显得冷淡很多，他板着一张脸，对乡里的领导也是一副不待见的模样，对我更是横眉相待，我想给他散烟，被他一把推了回去，言语讽刺地说：

“大老板的好烟，我一个乡下农民抽不起。”

一句话，就将我与他的矛盾拉升到了阶级对立的高度。

付彪想教训郑爱国几句，被我拉住了，我轻声对郑爱国说：“郑叔，听说你父亲病了，我和乡里的领导过来看看。”

郑爱国听我这么说，眼神里有着明显的诧异。

或许，他以为我过来是兴师问罪的，是过来给他下马威的。

但实际上，我这次过来，是专程看望他父亲的。

郑爱国的父亲叫郑卫国，据说今年七十四岁，去年年底诊断出胃癌，中晚期。

郑卫国原本有两儿两女，但有一女早年夭折，还有一个儿子十几岁时精神异常，几十年前就离家出走了，而今膝下只有一儿一女。

女儿女婿家庭条件也一般，对于郑卫国生病一事，女儿能帮的忙也很有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