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泽林确实和她是大学同学，也确实是长泽林拉着她加入的日共，但长泽林并不是什么改革派，也不可能是。

因为他的父亲是企业家，是坐拥好几座生产工厂的富翁，长泽林加入日共纯粹是出于善良，为的也只是支持性少数者争取自己的权益，是一名典型的“文化左翼”，其出身注定了与川下妗子这种父亲是普通白领，母亲是纯粹家庭主妇的底层人民截然不同，如果不是因为长泽林当时执意要拉川下妗子加入日共，两人或许一辈子也不会产生交集。

即便是这样，两人也依旧一直是貌合神离。

川下妗子加入日共，是因为他从小便能感受到母亲的劳累与困苦，因此川下妗子很早就诞生了“绝不做家庭主妇”的意识，成年后顺理成章成为了一名女权主义者，她也是在那时，才与长泽林短暂地互相感觉“志同道合”。

但两人毕竟出身不同，长泽林的善良本质上是不通世事，是脱离现实的空中楼阁，是出于一种对弱小者俯瞰的同情。反观川下妗子，她就是长泽林俯瞰的那个弱小者。

在以前，这种不平等的关系还能因为一些同样空泛的口号而被掩盖。

而在第一次东京大游行之后，川下妗子的父亲失业酗酒，她自己也被裁员，生活的不如意让她开始脱离浮于表面的社会权益上的争取，开始质问自己与社会——究竟是什么导致的这一切？

自这开始，川下妗子便与长泽林开始有一些理念上的冲突，但基于旧情，以及大义上的共同敌人——也就是美国人，这种冲突始终隐而不发。

直到最近，那场与革共同的冲突，才将这种矛盾彻底引爆。

完全持着旧社会朴素道德观的长泽林，在见到十几名同伴的身死后，固执地认为杀人必须偿命，而川下妗子却考虑得更多。

或者说，她能意识到这是持不同理念的左翼组织之间必然会发生的冲突，这不是简简单单的私人恩怨，这是这场关乎日本未来的战争所震颤出的余波。

然而长泽林始终不能意识到这一点。

即便他出身高贵，懂得各种高端场合的礼仪，本能般明白川下妗子在与梅仿邱子谈事时，他这个助手需要回避，甚至在川下妗子与平峥禾发生冲突时能够抓到适当空隙站出来提供情报，可他却就无法意识到这是一场关乎日本未来命运的战争，而不是一场普通的刑事案件。

也许长泽真的和他父亲一样，天生只适合去当一名商人吧。

川下妗子走在街上，双手提着包，想到一位曾经志同道合，甚至并肩作战过的好友如今就要分道扬镳，或许未来还会兵戎相见，神色顿时变得无比黯然。